“你们俩再往上站一个台阶，挪到中间一点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效果挺好。哎，我说，今天你们结婚了真牛所，怎么还这么害羞？现在害羞，晚上怎么办呢？”
随着摄影师的话音落下，他那戏谑的语气让新娘瞬间低下了头，原本那红扑扑的脸颊更显得羞涩。
新郎则显得紧绷得多，年轻的面庞看不出多少表情，但那微微颤抖的双腿却无意中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安和紧张。
“咔嚓”——快门终于按下，摄影师松了口气。
这次拍照真的不容易，尤其是新娘子个头较小，找不到合适的拍摄角度。忙碌了一整个上午，直到中午才勉强在这台阶上完成了他们的合影。
展开剩余87%台阶之上，一对新人年纪确实不大，看起来大概十三四岁左右。新娘的身高问题成为了拍摄难题，原来这个年纪的新人，结婚也早得有些出乎意料。
十三四岁的年纪结婚，放在民国时期的标准看来，似乎属于“早婚”的范畴。其实在那个年代，包办婚姻是一种常态，甚至很难找到不通过父母安排的婚姻。十三四岁的孩子显然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。
如今真牛所，回头看看，现代社会的大多数孩子，可能还在读书，甚至还没有完成基础的九年义务教育。然而在民国，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却早早步入了婚姻。通过他们略显无措的眼神，可以看出，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迷茫。
也许我们不禁要问，包办婚姻究竟是合适的吗？
为了更好地理解，我们需要回顾中国古代的婚姻习惯。
《礼记》中有记载：“昏礼者，将合二姓之好，上以事宗庙，下以继后世。” 婚姻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。根据《通鉴外纪》中的记载，古时男女并没有结婚的观念，直到太昊时期，才规定了婚嫁礼仪，并用俪皮作为礼物。
到了夏商时期，在原有基础上，婚姻仪式逐渐增添了“亲迎于庭”等环节，婚姻的基本形态逐渐成型。到了西周，《礼记》将这些婚礼仪式加以整理和完善，形成了所谓的“六礼”——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和亲迎。这六礼，成为了中国婚礼的基础，直到今天依然有所遗存。
例如，“纳采”即男方送求婚礼物，多以雁为象征，寓意着南北迁徙、规矩有序。传说中的“问名”则是男方要女方提供生辰八字，借此询问命运吉凶。接下来的“纳吉”则是根据八字测算吉凶，而“纳征”就是支付彩礼。
最后的“亲迎”则是迎接新娘入洞房真牛所，标志着婚姻的正式开始。
民国时期的包办婚姻，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延续着这些传统，只是与现代婚礼相比，多了一张结婚照片，和更加复杂的仪式。
同样，在古代的婚姻观念中，婚龄也有严格规定。比如，周礼中有“男三十而娶，女二十而嫁”的规定，而在汉朝时期，更是明确规定女子必须在十五岁之前结婚，否则将面临罚款，直到三十岁或者结婚为止。
在那个时代，十五岁之前结婚并非奇怪之事，民国时期这对十三四岁结婚的新人，甚至在当时并不算特别突兀。事实上，汉朝规定女性必须在十五岁之前结婚，其背后是当时社会对人口增长的需求，尤其是战乱和动荡带来的民生危机。
包办婚姻不仅仅是出于父母的意愿，更是社会和政治制度对个人的安排。在古代，由于没有现代的计划生育和较低的粮食产量，国家对人口的需求十分迫切，因此才会催生出这么早的婚姻习俗。
在这种社会背景下，父母安排婚姻几乎成为了一种常态，而所谓的自由恋爱几乎不复存在。若有人拒绝父母的安排，后果通常十分严重。
有一段著名的古代婚姻故事，便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。卓文君从小听闻司马相如的才情，心生仰慕。当她见到司马相如本人时，瞬间便深深坠入爱河。为了这段爱情，两人决定私奔，违背了父母的安排，最终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。
然而，私奔的代价远比他们想象的更为沉重。卓文君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甚至最终被迫以卖酒为生。社会的压力和父母的强硬让他们的爱情之路充满荆棘。
在古代，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情，更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体现。孟子在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中提到：“不待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钻穴隙相窥，逾墙相从，则父母国人皆贱之。” 在孟子的眼中，私奔不仅仅是对父母命令的轻视，更是对社会秩序的挑战。
类似的故事并不罕见，但它们常常带有悲剧色彩。
回到现代社会，包办婚姻虽然在许多方面能够解决社会和政治的需求，但它并不符合每个人的自由意志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我们对于婚姻自由的理解不断深入。
如今，婚姻自由已经成为法律的一部分，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《婚姻法》通过后，明确禁止包办婚姻和其他形式的干预。虽然在现代社会，人口不再是最重要的生产力，但我们依然面临着如何处理个人自由和社会需要的平衡问题。
尽管包办婚姻在历史上曾为国家带来繁荣与强盛，但如今它已不再适应社会的进步与变化。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，尊重他们的自由意志。这就是为何现代社会不能再接受十三四岁的孩子结婚，也正是这种时代变革，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轮回与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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